九一八纪是什么生肖？
1931年，农历辛未年，羊年。 清咸丰帝驾崩，慈禧太后开始正式垂帘听政，称“慈羊”。 辛亥革命成功，中华民国成立；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，年号“洪宪”，有“洪羊”之称。 当年，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侵华战争，在东北制造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开始侵略中国。因日军服装与洋人相似且不易辨认，又值农历九月初一，故日军来袭被称为“九羊”(亦称“九阎王”)。 而东北地区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——张作霖被炸身亡！ 张作霖死后，其子张学良接管奉军，成为东三省的新任领袖。此时，日本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，而张学良的爱国之心也与日俱增。
随着抗战一途的日益紧迫，老蒋为了阻止日寇入侵，遂策划“剿共”计划，逼迫共产党出师抗日。 岂料，中共早已看穿蒋之奸诈，于是联合东北军，以“停止内战、一致对外”为由将老蒋的军队吸引至河北，为日后的全面抗战做好了铺垫。 “九·一八”之后不到三个月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东北军奉命出征，与关内的国民党军队携手作战。 老蒋的如意算盘打得响亮，却未曾想自己已经被中共联手制衡，而后更有八路军深入敌后发展壮大，让本就实力悬殊的国民革命军更加力不从心。 抗战初期，国军虽屡败日军，但多是因为武器和战术落后而导致的惨胜。日军此时并不愿与国军进行正面战场上的大规模战役，而是不断侵扰袭扰，试图击溃我军斗志。 面对强悍的敌人和不利的战局，国军中的杂牌军和中央军都开始有所怨言，认为东北军“吃败仗”，拖了全国抗日的后腿。
其实，东北军的战斗力不容置疑，只是他们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，既要抗击日寇，又要防止内乱，实在是腹背受敌，左右为难。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国共双方都察觉到对方已成为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因而暗中博弈愈加激烈。 为了斩断老蒋勾结日寇、破坏抗战的魔爪，我党主动释放善意，提出“团结御侮”的主张，并建议东北军南下，与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，形成抗日铁壁。 然而，老蒋却不愿放虎归山，他授意何应钦给张学良发去一道密令：“如张将军继续留在华北，而不肯来重庆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只好把他看作是汉奸了。” 老蒋这明晃晃的威胁令张学良很是恼火，他直接给何应钦回了封怒气冲冲的信：“委座(老蒋)这样怀疑我，太使人失望了。我若真是汉奸，还要回到延安去吗？”
随后，不甘受人摆布的张学良毅然率部东渡黄河，进入抗日根据地，使我党提出的“南满、北满”的构想变为现实。 当老蒋发现张学良已经脱离自己的控制时，不禁气急败坏，立即命令何应钦准备对东北军实施军事进攻，并派宋子文前往劝降。 不料，正如何应钦所料，东北军中虽鱼龙混杂，却有我党掌握实权，即便一些高级将领对张学良不满，对我党也是心服口服。当宋子文奉命前往劝说张学良投诚时被当面拒之门外，宋子文的所谓“好意”，也被一口回绝。 见拉拢不成，老蒋转而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。他先是以重金收买策反，不料却被我党识破，钱财没拿到手，反倒让我军在内线做了文章。
眼见利诱不行，老蒋又玩起了政治把戏。他假惺惺地授予张学良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”的头衔，然后让宋子文捎信过去，声称如不答应投降，就“军法从事”。 面对老蒋的威逼利诱，张学良怒不可遏，当即命副手何柱国转告老蒋，如果真要动武，东北军的10个师加上6个旅，共16个师的兵力全部投到延安，也足够把延安从地图上抹掉了，让老蒋无功而返。 经过“九·一八”“双十节”等一箩筐的事，东北军上下已被彻底激怒。 为了争取最直接的抗日机会，张学良决定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。 他通过叶剑英转达了自己的想法，希望中共能够给予支持。 对此，我党欣然同意，并提出了两个前提条件：一是张、杨两将军须坚决抗日，反对妥协；二是不能接受任何条件的补偿。 得到叶剑英肯定的答复后，张学良激动不已，他对杨虎城说：“目前局面已呈一触即发之势……我们应当立即准备，随时可以行动。”
1942年5月2号，张学良亲自率领一个团作为先遣部队，前往延安与中共中央谈判。在途经黄陵县时，他又特意前往黄帝陵拜祭，寓意与黄帝后裔共御外敌。 在延安，张学良会见了林伯渠，就缔结盟约达成了基本共识。随后，他致电蒋介石，提出了“恢复国共谈判”、“停止攻击延安”和“共同防御日寇”的三项要求。对于张的来电，老蒋只答应了第三项，拒绝协商其他事宜。
不过，当张、杨二人看到延安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壮大的样子，又听闻延安军民喊出的口号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走狗”之时，想必老蒋的那点允诺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纸上谈兵、形同虚设……